同样是儿童被留车内导致的死亡事件，因责任主体不同，在实际中所面临的责任后果就不一。如果是因为父母疏忽大意被忘在私家车内造成的，没有刑事侦查介入的先例；如果是被忘在校车内造成的，则幼儿园园长、接送老师、司机等都有可能会被判刑，而且毫无例外。

这是众多的事例所得出的处理结果，并非基于法律的排他性规定。之所以会有如此一边倒的结局，原因是多方面的，但关键在于两种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完全不一样。这种社会危害性，与中国传承了几千年的“家事”观念息息相关。

在校车上发生的悲剧，不在“家事”范围内，有着明显的社会危害性，不处分人，受害者家属不答应，难以平息民愤，也无法预防类似悲剧发生。因父母粗心大意在私家车上发生的悲剧，其父母既是这一事件中社会危害性的致害者，更是最大的承受者，社会危害性明显较小。这也就是公众为何在看待这种事件时会陷入“家事”思维模式的原因：人家父母又不是故意的，最不希望看到这一结果的是孩子的父母，最伤心的也是孩子的父母。

正是在这种思维模式下，大家安慰受害者家属还来不及，谁又还会去质疑要不要追究父母的刑事责任？在这种认知条件下，我们可以设想一下，假如公安机关介入到这些事件中，以过失致人死亡罪立案侦查，又会是怎样的局面？假如司法机关以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决“粗心”父母刑罚，公众会不会又是骂声一片？

公众其实早就从这些悲剧中得到了警示，清楚地知道了把孩子放在车内会给孩子带来致命的伤害，再追究孩子父母的刑责，这种警示意义也加深不了多少。如此，法律实施的群众基础就不牢固，就难免不会陷入执法的尴尬境地。

法律的实施与一国国情息息相关。国外发生的“儿童被留车内事件”，父母得付出坐牢的代价，这是基于当地国情决定的。在我国现有国情下，还不宜将“粗心”家长纳入到刑事追责的范畴中来，这也与刑法的谦抑性是一脉相承的。即使从现有刑法的规定来看，“粗心”家长的行为从一定程度上符合过失犯罪的情形，但是社会危害性不大，也应当按照刑法第十三条的规定处理：“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，不认为是犯罪”。

当然，在儿童被留车内悲剧一再发生的当下，如果还有家长自认为没有问题还“经常如此”，由此导致悲剧重演的话，这种过失犯罪的情形也就越过了显著轻微的程度，理当追究刑责。否则，就还会有更多的孩子在这种“明知而轻信”的侥幸下遭受不测。这也应该成为惩罚“粗心”家长的一条法律底线。